下文为《南方都市报》读书版所约，他们要做一个所谓“文人读书”的专版，我说您骂我吧，我书读了一些但都乱七八糟不成系统，所以不敢称文人，编辑小姐安慰我那就随便写点关于启蒙的记忆碎片吧，我想了想，就写一篇“读书到底有没有用”的碎片，只有两千来字，让我想起三十多年。
我是在两岁的时候启的蒙，在成都。外公李耳余那时头顶“现行反‘革命”“历史反’革命”“特嫌”（指特务嫌疑人）三顶铁帽子蹲点在家，没事干，就教我念字。
我太小，有时念不出“狗”“猫”“羊”来，就以“汪”、“喵”和“咩”来代替，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，说“这娃趣哇哇的”。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，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，外公讲究“吟”，很有点像《武林外传》里秀才的怪声怪气，我很害怕，屡屡被打。九岁时开始学习《三国》《水浒》及夏商周秦汉，我根本不理解，但记性很好，能够把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，也能把流金镗和方天戟分得很清。
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，外公坚持用日语和英语翻译《毛主席选集》，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的。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，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，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，还笃笃地发密电码。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，头上流着血，腿肿得发亮，但还乐观，说他幸好会武功。
他是晚清“庚子赔款”公派留洋的学生，才华横溢，与一后来很著名的“郭”姓同学兼同乡交好，但人生诡异，两人四十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。
小时候，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，九眼桥头的茶馆，祠惠堂的年糕铺，锦江边上的评书场，不像现在，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，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，市博物馆好像久不见什么文物了，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地方，太阳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“搓起搓起”，我记得当年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，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，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中锋在黎明前死去》《茶花女》《地道战》《说唐》都有，我记得好多孩子都埋头在条凳上看书，样子呆若木鸡；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，晚间有很多孩子在那里打电玩，或者HI大了冲街边吐，看上去标致而聪明。
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，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，让我一定要回成都去，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。
他要活到现在，一定不会这么说的。
外公没什么好结果，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，小学五年级时我回到成都，班主任是个帅气的青年名叫辜正九，我认为我的白话文写作“生动”这一课是他启蒙的，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，比如“功亏一篑”，他就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，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来证明这个成语的缘起，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，我听不懂，只记得他念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。
他个子高高，皮肤白晳，戴个斯文的眼镜。可后来他疯了，听说是因为学校分房时领导不想分给他，当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，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，而他正等房结婚。听人说，辜老师疯了的样子是，在路上狂奔，不断把帽子使劲往天空上扔，并大叫“瓦西里，冲啊，我来了”……
我对他很感恩。不知他的精神状态好了没有。是他第一个带我去图书馆学会借书，地点是科甲巷，他告诉我们当年石达开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。
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，我的表哥二十八岁就当了省长秘书，一直尝试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，借给我看很多书，他第一个告诉我什么叫三权分治，什么是“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”，说得热血沸腾。可是生活总那么神奇，很多年后，他早不读书了，成为捣腾文物的大佬，据说还和非洲人做乌木的古董生意。现在他的最爱，是打麻将斗地主，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成都无限的全民娱乐事业中去，那名言变成了“我不同意你和牌，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和牌的权利”。
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，能读到好书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，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，全国形势一派大好，就是好。不过我还是在玉林小区发现一家叫“大印象书房”的地方，装修得旧旧的，二层楼，规模不大但有最新的书和杂志，二楼上是书吧，可以喝茶，人不多，年龄都在三十五以上，一楼经常会出没一些80后甚至90后，来买郭敬明或韩寒的书，有一天不知怎么两派粉丝就吵起来，差点动手。
我的小说也在那里卖，没郭韩那么火，听说还不错，卖了上百本了。
玉林还有一家更小的书店，可以买到全套村上春树的书，听说村上的书在成都是卖得最好的，是不是证明成都人小资很多（注：没有骂人的意思），这家店还卖一些从西班牙盗版而来的CD，最新的歌，每张五十元人民币。
成都的新华书店系列店做得挺好的，星期天会有很多人买书，但带来最高利润的听说是各类工具书，这和全国形势也是一样的，一片大好。
我发现三十年间书店最大的变化是，那时站着的人多，现在跳着的人多——因为那时的人没钱买书只能去书店蹭书看，还站那儿偷偷拿笔记本抄书上的内容；现在明星签售的事情多，所以到处是举着莹光棒疯狂蹦跳着呼喊偶像名字的粉丝，虽然大多数分不清博尔赫斯还是赫尔博斯，也分不清岳飞和张飞到底是哪个朝代的。
不过这没什么，生活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，不需要知道岳飞和张飞，只需要知道王菲。
我在成都的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房，当初装修时我就把最大那间做成了书房，沿西那堵墙用木条做了足有五米长三米高的书架，脚下也全做成了书柜，一律不安玻璃门，因为一个师兄说真正的读书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书的。王小波的书被摆在最正点的地方，然后是海明威的，然后是海子顾城等人的诗集，然后是武侠，然后是一大堆禁书……不过大多我都没来得及看，这是半拉子读书人虚荣的通病，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十年来报纸的合订本，你会觉得比聊斋还荒诞，比科幻小说还科幻。
很多年后，我有了一些钱，就在北京买了一套靠河的房，虽然那房的遭遇很汗（参见之前博文），但我仍假装精神充实的样子。比如把靠北一间小房当成书房，安一排书架，看两岸风光。但楼下是几条始于西客站的铁路线经过，著名风水先生董易林说会引发腰疼，哪天弄一块泰山石敢当来镇一镇，就可以防止因铁路线从楼下经过带来的不利。我相信。
书房往远处看是一排非常现代化的建筑，比如潘石屹的建外SOHO，比如国贸，比如银泰，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台址，但细了看，其实也有很多简陋脏乱的地方，面目狰狞的工地大坑，混乱十足的给民工发放盒饭的露天食堂，正如刘震云先生写的《我叫刘跃进》里的场景，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，完完全全是一个大贫民窟。
我的书房下面的风景，是中国目前的缩影，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粗暴嫁接。
不知为什么,这些，书里没有告诉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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